推動

“硬茬”代表5年6次提交建議

新京報：從調研、推動、立法到實施，反家暴法的誕生，經過了哪些歷程？

孫曉梅：上世紀90年代主要以調研為主，2001年，作為農工民主黨中央婦委會主任，我向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提交“反對對婦女暴力行為建議”黨派提案，這也是全國第一份跟反家暴有關的提案。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個建議，建議加快反家暴法立法進程。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反家暴法作為預備項目納入立法工作計劃，從那時起到法律正式出臺，不到3年。

我想說的是，并不是我一個人推動反家暴立法，婦聯、公益組織、全國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從征求意見到一審、二審，展開了全民大討論，反家暴法的制定過程也是我國法治進步的一個縮影。

新京報：萬事開頭難，立題和調研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

孫曉梅：1993年做30個農業婦女受害者的調查，最后形成了30萬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關部門搞丟了，研究不得不擱淺，當時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錢，復印了，該多好！

1997年，我們又做了一個反對對婦女施暴的調查，調查對象800人，工人、教員、學生、醫生、家庭主婦、律師、警官、社會工作者各100名，問卷調查入戶，有的施暴者威脅我們：“砍死你們算了，一了百了”。

新京報：有人稱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動立法的過程中，有過哪些周折？

孫曉梅：2001年提交的“反對對婦女暴力行為建議”黨派提案，負責答復辦理的部門是全國婦聯，這讓我很無奈，因為跟我相同，全國婦聯也在呼吁反暴力，這相當于打出的球，又彈了回來。

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三次會議，提交議案、制定建議，可有關方面答復：目前首要的任務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內容可以在各種法律中體現。也就是說，有關方面認為，沒有必要專門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關的條款即可。我對有關方面的辦理答復，當即表示不滿意。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關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進程的建議》，欣慰的是，這一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反家暴法作為預備項目，納入了當年的立法工作計劃，反家暴法立法終于正式啟動。

展望

意識和細節決定新法實施效果

新京報：新法實施后，在執行層面，你覺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孫曉梅：首先是宣傳教育，提升全社會的反暴力意識，如果沒有意識，那么反家暴法只會停留在紙面上。

取證意識也很關鍵，比如“以暴制暴”的問題，怎樣證明長期遭受了家庭暴力？嚴重到什么樣的程度？這都需要有法律認可的證據，可不少人沒有取證意識，或者不會取證。

還有一點，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代為申請的主體，包括公安機關，那么公安機關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對基層民警做培訓？這些細節都關乎反家暴法的實施效果。

新京報：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即將開幕，你會提交哪些建議和議案？還會與反家暴有關嗎？

孫曉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審理，應該引入專家證人制度，我準備提交這個建議。

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復雜，法官、檢察官是法律方面的專家，可他們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關系？比如受虐婦女殺夫案件，法官、檢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婦女殺夫行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體會到她們的極度恐懼心理？國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專家證人制度，由家暴問題專家幫助法庭查清事實。

新京報：罹患癌癥近6年，你現在身體情況如何？學術研究、代表履職等會不會壓力太大，影響到身體？

孫曉梅：現在的身體狀態還可以，定期到醫院檢查。病情比較嚴重的是2010年，剛接受完化療，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只能接聽電話，這時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結婚才10個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認定構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專家認為應該定為故意傷害罪。當時我很著急，很想為董珊珊做些事，可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什么都做不了。

我覺得，對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態，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很重要，現在我不僅行動自由，還能出差呢，過些天就要到廣西做一個兒童餐的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