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藏學事業發展喜人，藏學研究取得長足進步。8月2—4日，第六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在京召開，300余位海內外藏學家齊聚一堂、以學會友。作為世界規模最大的藏學盛會之一，此次會議充分展示了近年來國內外藏學研究的新成果，反映出藏學研究的新趨勢。對此，本報記者就藏學研究的相關問題采訪了專家學者。
藏學研究站上新起點
連日來，來自海內外的學者在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實現了分享新成果、介紹新材料、探討新問題、發布新計劃的愿望。
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自1991年創辦以來，已發展成為增進國內外藏學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學術平臺。一組數據反映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25年來走過的歷程，也反映出我國藏學事業的發展。1991年首屆研討會有80余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參加，收到44篇論文；而此次研討會共有325位學者參加，其中有來自19個國家和地區的109位海外學者，共收到416篇論文。1997年的第二屆研討會分為5個專題小組，而隨著學術研究不斷向縱深領域拓展，此次研討會分為19個專題小組。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游洛屏在開幕式上回顧了2012年第五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以來，藏學研究及其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服務等方面取得的新成績，并展望了未來。“第六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的召開，標志著藏學研究站在了新起點上，我們要以此屆研討會為契機，開拓創新、銳意進取，把我們的藏學研究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游洛屏說。
參加過歷次藏學研討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尕藏加告訴記者，此次會議亮點很多，討論的內容涉及藏學研究很多方面，而且有深度、有廣度，此次會議必將對今后藏學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為藏區發展建言獻策
“傳承文化、服務社會”是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的辦會理念。記者注意到，除了大會發言，在此次研討會的19個專題小組討論中，有六七個小組都緊扣服務社會的主旨，與會專家學者圍繞“‘一帶一路’與面向南亞開放重要通道建設”、“經濟發展與全面小康”、“社會轉型與變遷”、“生態文明建設”等主題各抒己見，為我國藏區協調發展建言獻策。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所長廉湘民認為，法治原則是創新西藏社會管理的根本準則。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則，為西藏各族人民充分行使管理國家和西藏地方的權利指明了方向。在西藏創新社會管理中，依法治藏得到了有效落實，達到了強基礎、惠民生的目的。
與會學者表示，西藏的民族文化在當代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弘揚，并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榮譽教授馬克林長期在中國開展田野調查，他贊賞中國對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特別是藏族文化所作出的努力。他認為，現代化正在中國的各個地方展開，現代化不會摧毀傳統文化。西方關于藏族文化在中國面臨危機的觀點毫無根據。馬克林基于親見親聞和持續研究的發言，引起了與會學者共鳴。
近年來，藏區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引起廣泛關注。在青海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陳瑋看來，藏傳佛教生態倫理內容比較豐富，其中不乏有借鑒價值的內容，可以把藏傳佛教生態倫理思想中的積極因素挖掘出來，為今天的藏區生態文明建設服務。他認為，藏傳佛教生態倫理來源于大自然崇拜中最樸素的生態意識、圖騰崇拜中最原始的生態理念和佛教生態倫理，包含著藏傳佛教山川江湖崇拜的保護意識及萬物有情的動物保護意識。
聚焦梵文寫本整理與還原
梵文寫本研究是此次會議的一大學術亮點，海內外學者共提交了20余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在“梵文寫本與西藏組”，學者用三個半天時間，圍繞相關問題展開了深度交流，是近年來在該領域中一次高質量的專題研討。
西藏社會科學院貝葉經研究所副研究員歐珠次仁對梵文貝葉經《圣海龍王所問經》寫本與德格版藏譯本進行了對比考證，對部分遺失的地方進行了梵文還原。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桂紹隆分享了他10年來集中精力從事的一項學術新成果——編輯勝主慧《〈集量論〉疏》的第三章至第五章，并在此基礎上重構陳那的《集量論》及其自注。他表示，目前已經可以再現陳那早期作品中若干部分的梵文原文，如《因明正理門論》，而以《〈集量論〉疏》中材料為基礎提出一個《因明正理門論》的梵文本是有意義的。
萊比錫大學教授艾利·弗蘭科、副教授褚俊杰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學竹提交的論文，介紹了對近年新發現的《〈釋量論莊嚴〉清凈疏》梵文本開展的工作，萊比錫大學南亞和中亞研究所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作展開校勘研究計劃，將首次出版該書的梵文本，為解讀佛典注家閻摩敵提供新的基礎，并進一步嘗試還原《釋量論莊嚴》的作者智藏護的思想。
對于西藏貝葉和紙質梵文寫本的保護工作，奧地利科學院院士恩斯特·斯坦因凱勒肯定了已取得的巨大成績，同時對于如何進一步開展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學者在開展研究工作時，首先要整理那些迄今為止只有藏、漢譯本存世的文本，以及從未被翻譯因而不為所知的文本。其次是那些以前根據尼泊爾和印度所發現的梵文寫本編輯的文本。
深化敦煌藏文文獻研究
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也很受關注。在此次大會發言中，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講座教授巴桑旺堆和西北民族大學教授才讓都圍繞敦煌藏文文獻展開。此外，記者注意到，在不同小組的討論中，敦煌研究院研究員馬德、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教授張延清等學者，還討論了哲蚌寺藏敦煌寫經、敦煌藏文《賢愚經》、敦煌藏文《般若經》的謄抄年代、敦煌藏文文字書寫的特點，以及吐蕃對絲路文明傳播的歷史貢獻等相關問題，進一步深化了敦煌藏文文獻研究。
才讓對敦煌S.5603號寫本（唐）圓暉《楞伽經疏》中的藏文，及相關的《楞伽經疏》藏譯本進行了再研究。他認為，在已知的活躍在敦煌的譯師中，唯有法成有能力研讀《楞伽經疏》。敦煌《楞伽經疏》本藏文是已知的唯一留存的法成手跡，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對法成翻譯過程及其翻譯規律、特點等方面的研究有參考價值。
巴桑旺堆通過對9世紀上半葉敦煌古藏文佛教寫經中寫經生和校對者署名的研究，認為西藏卓卡寺、哲蚌寺保存的《大般若經十萬頌》寫本中的8名寫經生和校對者，就是出現在甘圖、敦博藏敦煌藏文寫經《大般若經十萬頌》的同名寫經生和校對者。這些寫本應該屬于敦煌吐蕃寫經范圍，是在敦煌完成抄經、校對后運回吐蕃，有可能是作為重大貢品敬獻給吐蕃贊普的。
此次研討會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和西藏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會議期間與會學者還圍繞歷史、宗教、藝術、因明、語言、文獻、他空、藏醫、歷算等主題展開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