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中國銀行業的風險，除了關注短期不良信貸的增長，更應該觀察到銀行業自身業務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結構性改革對銀行風險的化解和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支撐。國際金融機構需加深對于中國銀行業運行實際的理解，中國銀行業也需要更加主動融入國際金融市場，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深入互動和交流。

近期，穆迪和標普先后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和包括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在內的多家金融機構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主要的考量因素在于其認為中國持續強勁的信貸增長導致銀行體系風險不斷累積，銀行業資產質量的脆弱性也在增加。對照中國經濟和中國銀行業近年來改革發展的現實，國際金融機構需要加深對于中國銀行業運行實際的理解，同時也說明中國銀行業需要更加主動融入國際金融市場，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深入互動和交流。

銀行業基本面總體健康

多項指標優于國際同業

首先，中國銀行業利潤絕對額仍然較高，資產利潤率與資本利潤率均處于國際優秀水平，內源性資本補充能力強勁。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中國商業銀行當年累計實現凈利潤15926億元，平均資產利潤率為1.10%，平均資本利潤率14.98%。與同期美國商業銀行數據對比，2015年美國商業銀行實現凈利潤共計1521億美元，平均資產利潤率為1.03%，平均資本利潤率為9.23%。此外，中國銀行業主要監管指標保持較好水平。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中國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91%，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1.31%，資本充足率為13.45%，流動性比例為48.01%，撥備覆蓋率為181.18%。這顯示中國商業銀行具備較強的風險抵補能力，即使資產遭到損失，也有足夠的能力以自有資本承擔損失。

其次，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比例仍然較低。按照國際通行標準，不良貸款率在5%以下都屬于正常水平，歐美發達國家的不良貸款率通常在3%左右。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2744億元，不良貸款率1.67%。可以看出，雖然受經濟下行影響，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略有上升，但與國際同行相比，中國銀行不良貸款比例仍然較低。

再次，中國銀行業收入結構日趨優化，風險分散能力提高。中國銀行業積極進行業務轉型，主動應對利率市場化挑戰，大力發展銀行卡、托管、代理、投行、咨詢等中間業務，降低對息差收入的依賴。此外，居民資產管理與交易需求增加，“一帶一路”和自貿區等國家戰略帶來國際投融資及結算業務擴張等，也對銀行手續費及傭金相關業務需求增加產生助推作用。數據顯示，中國銀行業凈利潤增長的重要貢獻因素非利息收入占比逐年遞增，從2010年底的17.5%上升至2015年底的23.73%。由于非利息收入的獲得需要占用的資本金較少，涉及業務種類廣泛，商業銀行實現更高的財務杠桿的同時風險也得以進一步分散。

信貸結構調整效果顯著

信貸不良情況整體可控

中國銀行業近年來積極開展信貸結構調整，效果顯著。截至2015年，不良貸款余額主要集中在制造業（3921.4億元，占比37.1%）和商業（3689.6億元，占比34.9%）兩大周期性較強的行業，合計占不良貸款的70%以上。針對這兩類信貸風險暴露加快的情況，銀行信貸結構調整亦迅速有效。截至4月17日，從已披露年報的11家上市銀行（5家大型商業銀行、6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下同）的數據來看，制造業、商業貸款合計13.92萬億元，較2013年下降3.05萬億元，在信貸中的占比由2013年的26%降至21%，降幅達5個百分點。

不良高發行業信貸占比下降的同時，零售（個人）貸款、教育、金融、文化等第三產業信貸異軍突起，填補了空白。已披露年報的11家上市銀行零售貸款總額20.82萬億元，在信貸中占比32%，較2013年提升3個百分點。零售貸款主要由低風險的按揭貸款與相對高風險的經營貸款、信用卡貸款構成，雖然從數據上看零售貸款不良率有所提升，但主要由于個人經營貸款不良率上升，相比制造業等對公貸款具有單筆金額較低、風險暴露早、利率水平高的特點，對銀行而言實質風險水平較低。教育、金融業以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第三產業不良率均在0.5%以下。隨著中國國民收入的增長，居民部門杠桿率保持上升趨勢，第三產業的持續快速發展，銀行資產中優質資產占比將持續提升。

銀行業在調整資產結構、嚴控新增風險的同時，對存量不良資產加大了核銷力度，已披露2015年年報的11家上市銀行核銷貸款3056億元，較2013年增長283%，風險資產在持續消化的過程中，并未淤積在銀行體系內。展望未來，隨著經濟發展資產質量穩定、新興低風險資產占比繼續提升、存量不良資產加大核銷力度，預計銀行信貸不良率將會呈現可控、有效收斂的局面。

風險控制能力不斷增強

市場化風險處置更多元

相較于20世紀90年代末，當前中國銀行業的風險管控整體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風險管理體系由單一信用風險管理向全面風險管理轉變，風險控制程序從事后向事前轉變，風險管理態度由被動向主動轉變，風險管理理念由追求風險最小化向追求風險與收益的優化轉變。

近年來，中國在監管方面引入“巴塞爾協議”，對提升銀行業風險管理水平、完善資本監管制度大有裨益。目前5家大型商業銀行以及一些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已經應用了“巴塞爾協議”的高級法。根據巴塞爾委員會2016年4月的報告，《巴塞爾協議Ⅲ》監管框架中的資本定義、資本留存緩沖、逆周期資本緩沖、流動性覆蓋率及其披露要求、杠桿率及其披露要求、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要求和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要求已在中國開始實施，其他監管內容均已開始起草。這標志著符合國際標準、體現中國國情的商業銀行資本監管制度建設取得了歷史性進展。而其中內部評級法的實施，則從風險治理、政策流程、計量模型、數據IT等不同層次和維度改變著中國銀行業現行的風險管理體系。特別是將中國的銀行從定性、專家經驗為主的風險管理模式推動轉向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模式，同時相應帶動從信貸流程、業務制度到具體運行模式的巨大轉變。這使得中國銀行業能夠在面對多元化的風險時表現得更加從容、更加有底氣。

近期中國政府相繼試行不良貸款證券化、不良資產收益權的轉讓、“債轉股”等一系列政策，積極引導銀行業市場化、多元化、綜合化處置不良資產，有望有效遏制不良資產上升勢頭。2016年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重啟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和招商銀行(600036,股吧)6家銀行不良貸款證券化試點工作，總額度500億元。使得銀行在不增加負債的前提下回收資產的貸款本金，將大量不良貸款以證券化的方式轉化為眾多投資者手中的債券，增加資產的流動性，分散銀行業整體的金融風險。

宏觀經濟運行正逐步企穩

結構性改革夯實發展基礎

從短期情況看，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正在逐步企穩。2016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6.7%，盡管比去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都略低，但仍然運行在6.5%-7%的合理區間。這個增長速度在國際范圍內，無論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在新興經濟體中都屬于比較高的水平，特別是今年3月份以來主要經濟指標幾乎都出現了積極的改善。一些國際機構也紛紛調高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對全年經濟增長預期都在6.5%以上。4月1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報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調低了0.2個百分點，但是對中國的全年經濟增長預期卻調高了0.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預算體制改革和存量債務置換不斷推進，整體風險狀況穩定可控。根據全國“兩會”審議通過的預算報告，2016年新增地方債規模為1.18萬億元，相比2015年增加近一倍。加上超過3.2萬億元的置換債發行，地方政府財政負擔減輕，債務可持續性增強。

從中長期看，結構性改革將夯實中國銀行業長期健康發展的基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以落實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短期會繼續導致一部分企業的退出，這無可避免地會帶來“舊資產”風險的繼續暴露。但從長期來看，供給側改革的推進，有利于傳統行業盈利能力的恢復與新興優質資產的創造。對中國銀行業改善客戶結構、優化信貸結構、提升資產質量、降低整體信用風險水平有重大意義。

此外，杠桿置換、鼓勵直接融資等結構化安排對于債務風險的緩釋有良好的作用。當前，杠桿置換主要表現是企業部門去杠桿、政府和居民部門加杠桿；傳統行業去杠桿，新興行業加杠桿。從政府部門來看，中國政府杠桿率相比發達國家并不高，財政政策實施有很大的空間；從居民部門來看，近年來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呈明顯上升趨勢， 2015年末達到接近40%的水平，但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仍處于低位，未來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間；從企業部門內部來看，傳統行業和上游工業企業的杠桿率較高，而醫藥、計算機、傳媒等新興行業以及下游消費服務類企業的杠桿率處在低位。通過對新興行業提供政策傾斜，鼓勵其提高杠桿率，加快新資產生成速度，同時推動存在產能過剩、存在大量“僵尸企業”的傳統行業債務重組出清產能，恢復供需平衡與盈利能力。

結構性改革不僅遏制了無序擴張的數量型增長方式對銀行資產風險積累的負面作用，而且從改善存量資產質量與優質新興資產創造兩方面化解銀行業實質風險，解決投資-債務周期的深層次問題，夯實銀行業長期健康發展的基礎。因此，看待中國銀行業的風險，除了關注短期不良信貸的增長，更應該觀察到銀行業自身業務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結構性改革對銀行風險化解和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