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的中央城鎮工作會議指出，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當前，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非常緊迫的問題就是科學認識城市內部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互補關系，否則，就將損害下一程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城市和諧有效的發展。

人們常常憑簡單的直覺認為，城市的產業升級，就不需要低端勞動力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認識誤區，在這種誤區指引之下，就會認為需要動用政策手段限制低技能勞動力流入城市，而具體的做法就是在積分落戶政策上對低技能勞動力設置更高的門檻。

真實的情況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個城市中是“互補”的，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勞動分工。在任何生產單位里面，都需要同時有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相配套。比如在上海陸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級的白領以外，還需要清潔工和門衛。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員往往都是相對來說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這個時候在社會產生一個分工效應，一個地方的社會分工效應越強，低技能的勞動者越會從高技能者的集聚當中獲得好處。

第二個原因，人力資本外部性。大學生和大學生之間存在相互學習效應，同時，大學生也會對初中生和小學生產生知識的外溢。比如說，在外國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務業里的從業人員有人會說點外語。

第三個原因，消費的外部性。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費服務，包括餐館里吃飯或者請家政人員，提供這種服務的往往是低技能勞動者。

在不同的城市之間，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就需要更少的低技能勞動者呢?不是這樣的。恰恰是因為高技能勞動者在生產和生活中帶動了對于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總體上來說，更大的城市中從事體力型服務業的勞動者比重更高。

同樣道理，即使在美國，高科技產業和制造業的發展也同樣帶來對于服務業的需求，其中，服務業的很多從業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國的研究發現，每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就業可以帶動5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2個是相對高端的服務業(比如醫生和律師)，而另3個則集中在消費型的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換句話說，高、低技能的勞動力的比例大致就是1：1的關系。相比之下，制造業對于就業的帶動力相對較弱，一個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增加大約帶動1.6 個本地服務業的就業。

相比之下，中國的大城市未能像美國的大城市那樣發揮吸納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作用。在美國，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相比，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的比重都比較高，而中間技能的勞動力比重較低。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上文所說的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高技能勞動者集聚在大城市后，既在生產里需要清潔工，同時也在生活里面也需要家政服務員。但中等技能這部分的勞動者，“高不成低不就”，既難以跟高技能勞動者競爭，又不愿意做低技能勞動者做的服務工作，這些人相對來說不愿意到紐約這樣的大城市去。這就是市場經濟下的出現的情況。

那么，中國的城市是什么樣的情況呢?數據顯示，大城市明顯比中小城市吸納了更多的高技能勞動者，但是，初中以下勞動者所占比例卻比中小城市更低。對于這種現象，很多人會說，這不挺好嗎?大城市高大上嘛。真是如此嗎?不是的，我們的研究證實，中國的大城市并不是不需要低技能勞動力，而只是實施了更為嚴格的落戶政策，一個城市的落戶難度越高，這個城市的低技能勞動者所占比重越低。在客觀上存在對于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并且在高技能者與低技能者之間存在互補性，這時，如果限制低技能勞動力的流入，就會產生一系列損害城市發展的后果。

首先，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會受損。根據我和梁文泉的研究，在大企業里技能互補是存在的，低技能勞動者的生產率會因為這個企業的高技能勞動者數量提高而提高。反過來，高技能者的生產率也會因為這個企業雇傭的低技能勞動者數量提高而提高。按照道理來說，在大城市里，因為勞動分工較細，將產生更強的技能互補性，但從數據上來看卻不是這樣。這就很奇怪，我們進一步分析了原因，結果發現，是因為中國更大的城市戶籍管制也更嚴格，限制了低技能勞動者的流入。大家想，當一個企業雇傭不到充足的低技能勞動力去做勤雜工的時候，就只能雇傭相對高技能的勞動力來補充，于是低技能者和高技能者的互補性反而下降。說得通俗些，有一部分大學生可能會去做原本由高中生或初中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如果高技能勞動者集聚產生大量對于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而后者的供給卻受到限制，從而相對來說供給不足，這時，供小于求的結果就是其價格(工資)將快速上漲，這就是我們現在在中國大城市里看到的情況。在低技能勞動者供給受限的時候，由他們提供的服務價格一定是往上漲的，這時，高的服務價格就會導致企業相應減少低技能勞動者的雇用，以及消費者減少或者生活性服務的消費。比如說，在公司里，有些可以由后勤處理的事，白領們就自己去做了;在生活里，本來可以到外面吃飯的，就減少外出消費，在家自己做飯了。結果是，高技能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就下降了，用來提升自己勞動生產率的學習時間也少了，不利于整個城市的競爭力提升。

如果戶籍制度嚴格限制外來人口落戶于本地，還將極大地制約其消費。我曾幾次被媒體問到，為什么外來勞動力只掙錢不花錢?根據我和陳斌開、鐘寧樺的研究，外來勞動力難以被本地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需要為未來的風險存錢。同時，他們又預期自己未來難以落戶，可能要回老家，這樣，他們就不消費耐用消費品。此外，他們預期自己未來回老家，收入將大幅度下降，所以需要為未來多存錢。據我們的估計，與一個擁有城鎮戶籍的人相比，移民的人均消費要低16%到20%。

移民被節省下來的消費不僅不利于中國經濟擴大內需，而且也會影響到城鎮居民的福利。因為移民節省的消費中有一部分是服務，而這部分節省掉的服務消費實際上就是本地服務業的需求，直接影響到本地從事服務業的居民的收入。梁文泉的研究發現，當一個城市的移民把省下來的錢往老家匯，這些匯款每增加1%，本地居民的工資將會降低0.088%，而且受影響更大的就是本地服務業的從業人員。

也就是說，由于沒有正確認識高、低技能者之間的互補性這一“城市發展規律”，在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之下，城市內部的技能互補性和消費外部性都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結果，城市的勞動力供給數量和結構被扭曲了，城市的經濟增長和競爭力提升都受到了負面影響，即使對于城鎮戶籍人口也是不利的。

我希望本文講的城市發展規律能夠被政策制定者理解，更科學地制定城市的人口政策，對于能夠長期穩定就業且繳納社會保障的勞動者，應加快他們在就業地落戶，并且安居樂業、融入本地社會的進程。對于人口流入帶來的問題，積極地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來緩解，也可以通過改進技術和管理來應對。比如說，對于交通擁堵，可以建設更多的地鐵，將公共交通在出行中的占比大幅度提高。同時，隨著服務業比重的提升，工業排污就能夠大大下降。而公交出行主導的生活方式又可以極大地節能減排，這樣，城市的環境不會因為人口增長而惡化。這就是發達國家大城市走過的道路。

大城市未來面臨的挑戰是，隨著城市人口中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同步增長，收入差距將有可能擴大。這時，應該通過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縮小人們的實際福利差距。如果戶籍制度和積分落戶制度傾向于高技能勞動者，而戶籍制度又跟公共服務的獲取掛鉤，那么，有權利享受城市公共服務的將不是對其需求最強的低收入者。原來，城市的公共服務應該起到縮小人與人之間福利差別的作用，而在當下的制度下，城市公共服務的提供體制卻可能使低技能和低收入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反而擴大人和人之間的福利差別，這樣就與公共服務提供的初衷相背離了。最近的中央城鎮工作會議提出，公租房要覆蓋到常住人口，我希望這樣正確的政策導向被人們所理解，并且被政策執行者貫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