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圓桌:中國外交從國家中心轉向公民中心
中國網訊 （記者 王琳）察哈爾圓桌:中國外交如何從國家中心轉向公民中心----王逸舟作品《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的轉型》座談會在京召開
察哈爾圓桌：中國外交如何從國家中心轉向公民中心----王逸舟作品《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的轉型》座談會于3月22日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由察哈爾學會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共同主辦，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記者和出版業的朋友齊聚一堂，共同討論王逸舟老師的著作《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的轉型》。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王逸舟
本次會議的主持人為察哈爾學會學術秘書長柯銀斌，他認為王老師的書以外交實踐為基礎，并且對理論界有著很深的影響。更為難得的是王老師深入淺出的語言讓非外交與國際關系專業的人都能讀懂。他說本次討論的主題有以下幾個方面，請大家暢所欲言：
?對“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精神的理解及落實狀況的評估 ?外交目標“以國家為中心”與“以公民為中心”的主要內容是什么？主要差別在哪里？ ?為實現“以公民為中心”的外交目標，中國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已經做了什么？今后應加強哪些工作？ ?為實現“以公民為中心”的外交目標，中國能從外國經驗中學到什么？
察哈爾學會學會秘書長兼高級研究員 柯銀斌
外交學院教授陳志瑞教授說，討論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外交目標。我們需要確定政府、國家、公民之間的關系問題。特別是當前的“一帶一路”倡議，特別需要公民自發的市場性的參與和投資。國家要做的是社會服務、制定規則，保護公民的市場行為。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尹繼武說，外交為公民服務要考慮技術層次和戰略層次的問題。從戰略層面上來講，只有我們把公民的利益作為外交的國家戰略目標之一，我們才能做到從國家中心向公民中心轉變。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加藤嘉一回顧了日本的外交從“國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回顧。加藤說二戰日本戰敗后，很多日本人對“國家”這兩個字很警惕，很多日本人那時候不喜歡唱國歌、舉國旗。最近中日關系發生了一些波折，而這些波折很多是由日本“政府”引起的。如果沒有日本的公民和企業，沒有日本的產品，他很難想象當今的中日關系會惡化到什么程度。而日本走出當年戰敗的陰影，依靠的就是從“國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轉型。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金相淳說，加藤嘉一的發言讓他想起了日本與韓國兩國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協議與和解。他說，韓國很多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和推動，往往得到了日本民間人士的大力支援。他認為從“國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轉型，“公民”這一概念不應僅局限于一國，而是整個世界的公民。
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社長張濤說，公民外交需要我們普通民眾，特別是大學生了解外交知識。這種知識的普及，也有助于解決我國外交隊伍知識結構單一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呂曉莉、北京大學出版社社科編輯室主任耿協峰、內蒙古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楊臣華向王逸舟老師提出了很多問題，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在“國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王逸舟老師回應說，外交政策的“以人為本”不僅僅是政府要保護我國的海外公民和利益，還是我們每個公民可以認識到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公民自己可以獨立的參與到外交的大潮當中去，而不是去等著政府的“施舍”。中國外交應該從“小”外交轉變為“金字塔”式外交。政府的大戰略自然重要，但是各種各樣的有渠道、有能力的社會組織和個人應該是基礎。只有我們民間的個人、社會組織，認識到自己的權利，真正自己站起來，我們的外交才是有親和力的，而不是“暴發戶”式的外交。
在談到中國當前的對外援助問題時，王逸舟老師還說，從比例上來看，中國當前的對外援助占GDP的比例低于世界上很多國家，也低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階段。那么為什么我們很多公民覺得我們在對外“撒錢”呢？王老師說，公民社會參與度太低，決策透明度太低，缺乏意見的交鋒。問題不是我們是不是慷慨的過分，而是我們要讓社會有更多的知情權，有決策糾錯的機制。這個問題的解決很難，但是中國要從一個國際體系革命者變成一個建設者，就必須有公民的參與，而不只是領導人的“大手筆”。
此次會議是察哈爾圓桌總第39次。察哈爾圓桌是察哈爾學會主辦或與其他相關高校、研究機構聯合主辦的圓桌討論，旨在就外交與國際關系、公告外交與和平領域的相關主題進行探討。每次圓桌由1-2位知名人士，圍繞某個特定主題進行主旨發言；4-5名相關專家為就主旨發言進行點評；最后請所有在場聽眾參與交流討論。每次圓桌會邀請10名左右的媒體記者參與討論并進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