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遭遇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并存的“滯脹”問題，導致凱恩斯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受到質疑和挑戰：一方面，該理論被認為是造成滯脹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該理論無法解釋也無力解決滯脹問題。因此，當時迫切需要新的經濟學理論和政策指引西方走出困境。
在這種形勢下，以供給學派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應運而生。作為諸多挑戰凱恩斯主義正統地位的理論之一，供給學派經濟學認為，凱恩斯經濟學只強調財政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卻忽視了對相對價格、經濟主體行為和總供給的影響，而決定經濟長期增長的恰恰是供給方面的因素。因此，供給學派主張采取各種手段提高總供給，而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減稅。
以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命名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供給學派的理論精髓及其政策主張。該曲線講述的是這樣一個命題：由于高稅率嚴重地抑制了經濟活動（使稅基大大縮小），一旦進行相當程度的減稅，因此而釋放出來的經濟能力（稅基增加）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的財政收入會因減稅而增加！
20世紀60年代，美國肯尼迪政府為刺激經濟曾采取較大幅度的永久性減稅措施，規模相當于GDP的2%，但隨著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政府預算狀況不但沒有惡化，反而基本實現了平衡。盡管肯尼迪減稅的出發點完全是受凱恩斯主義理論所引導，目的是為了刺激總需求，且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政策對當時的經濟擴張貢獻更大，因貨幣政策也同時保持擴張，但部分供給主義者卻視“肯尼迪減稅”后稅收收入增長為拉弗曲線的佐證。
供給學派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得到了當時美國總統里根的采納，減稅也因此成為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核心經濟政策。里根政府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而且使所有稅收檔次的基數與通貨膨脹掛鉤，大大減輕了納稅人的負擔、提高了稅制的公平性；為刺激投資，還實行了加速折舊和投資稅收抵免等措施，企業所得稅也被大幅削減。此外，稅制整體上得到簡化，許多稅收特惠被取消，在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同時堵塞了稅收漏洞。
因此，“里根減稅”不僅僅是減稅，而且是改革。減稅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經濟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預算、降低通貨膨脹同樣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標，其真正的目的也不僅僅是帶領美國走出滯脹，而是要徹底扭轉過去數十年來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恢復美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傳統，以實現美國長期的增長和繁榮。
但事實的發展和供給學派的預期有很大出入。由于減稅和軍費開支的激增，美國財政預算狀況顯著惡化，赤字占GDP比重達到二戰后最高點，國債余額也大幅上升。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這段時期的增長實際上是典型的凱恩斯式的增長，而拉弗曲線完全是站不住腳的。隨后，老布什和克林頓政府先后增稅，20世紀90年代美國卻實現了預算盈余，因此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其《經濟學》一書中認為“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終于成了一種近乎反面的教材”。
盡管供給學派經濟學隨著里根政府退出了政策舞臺，但其思想和力量并沒有消逝。首先，供給學派的思想和政策主張由來已久，其理論淵源實際上來自于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把生產、成本、生產率等供給因素視為增長的源泉，強調市場經濟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張。馬丁·費爾德斯坦在1986年的《美國經濟評論》中撰文寫到，供給主義不過就是要回歸到亞當斯密以及十九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擴大生產能力、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個人創造力的基本思想，所以費爾德斯坦說，在聽說供給學派這個名詞之前，包括他在內的諸多經濟學家早已是供給主義者了。而在20世紀后半葉建立起來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內生增長理論中，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儲蓄、人均資本、技術、人口以及人力資本等供給要素。因此，所謂的供給學派的興起雖然是在20世紀70年代，但其理論根基早已存在，并一直貫穿在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當中。
因此費爾德斯坦認為，供給主義有“新”、“老”，像他這樣的是“老”供給主義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給學派是“新”供給主義者。兩者在政策主張上沒有本質區別，唯一的區別是在對供給政策的預期和實際效果上。“老”供給主義者認為減稅等激勵政策是長期政策，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起顯著作用；而“新”供給主義者對于供給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樂觀，認為可以不付出失業代價而降低通貨膨脹、減稅也不會造成預算赤字等等。正是由于這種過于樂觀的估計，使供給學派從理論到實踐都給了別人質疑的機會。因此，不能僅僅因為“新”供給主義的預言與實際不符，就說供給學派的理論是失敗的。
而且，對于供給學派的批評者過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減稅政策上。實際上，供給主義反對凱恩斯理論，支持所有提高市場效率、減少政府干預的經濟政策。除減稅之外，供給主義者還一致主張縮小政府規模、削減福利開支、放松產業管制以及緊縮貨幣政策來降低通貨膨脹。除了政府開支因軍費增加而沒有實質減少之外，其他主張都得到了里根政府的貫徹和實施，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因此僅僅因為拉弗曲線沒有得到驗證就斷定供給學派理論失敗了，有失片面。
之后，對于供給政策的理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便有一批學者研究稅收對資本存量的影響。他們估計，取消資本所得稅將使美國資本存量增加35%，總的福利改進相當于一生消費的1%。這個數字看起來不大，但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于1990年的計算表明，這等同于降低10個百分點的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福利改進的兩倍，消除整個美國戰后經濟波動的20倍，或是消除美國所有產品市場壟斷行為的10倍。因此他認為，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確實是一頓很好的“免費午餐”。
另一位諾獎得主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則從勞動供給的角度研究了稅收的影響。他發現美國人的工作時間（包括每周工作時間和勞動參與率）比主要歐洲國家要多50%，而在20世紀70年代情況正好相反，歐洲人工作時間比美國人長。盡管人們通常認為歐洲勞動供給水平低主要是就業市場僵化的機制造成的，但他利用新古典增長模型進行模擬和估計發現，雙方工作時間的差異和轉變幾乎完全可以用稅收來解釋。在經過“里根減稅”之后，美國人勞動收入的邊際稅率已大大低于歐洲主要國家，因此美國人的總體工作時間有所提升，而歐洲國家下降。如果歐洲國家也采取了美國相當的稅率，他們的勞動供給也會和美國相近。
作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曼昆是這樣總結財政政策作用的：在短期內，經濟是凱恩斯式的，由于經濟主體錯覺、粘性工資和價格的存在，減稅將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費和總需求，進而提高國民收入。在長期內，經濟是古典式的，宏觀經濟中的各種扭曲得到糾正，因此財政政策對總需求無效，只有通過影響供給方面的因素影響經濟。盧卡斯在2003年也明確提出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防范經濟出現大蕭條的學問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功，利用宏觀經濟政策進一步消除經濟波動所帶來的福利改進是相當有限的，但利用財政政策獲得長期的、供給面的福利改進還存在巨大潛力。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總需求管理政策使世界經濟避免陷入第二次大蕭條，證明了盧卡斯的判斷是正確的。由于西方國家普遍債臺高筑，通過財政政策改善長期供給面狀況的努力尚未出現。但我們也要思考，為什么20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出現在美國？為什么國際金融危機時美國和歐洲的失業率都高達10%，而現在歐洲沒有顯著改善，美國失業率卻已經降到5%？這之間的差別，是不是供給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呢？
最近，中國領導人提出要“加強供給側改革”，這是對改革精神的回歸和深化改革的必然。由于計劃經濟是典型的“短缺經濟”，中國改革從一開始的著力點就是要擴大供給。改革使得個人可以多勞多得、發家致富，企業可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開放則帶來了新的技術和理念，億萬中國人的供給潛力得以釋放，才有了中國的經濟奇跡。但在進入新世紀以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政府對經濟在微觀層面的干預明顯增多，在宏觀層面則過度的刺激總需求來實現增長。結果政府干預多的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且無法化解，而政府管制多的行業卻有效供給不足，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刺激總需求收效甚微。唯一的出路是通過供給側的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重新激發國人創業、就業、創新的熱情，再塑中國經濟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