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斌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中國 APEC 研究院院長、《南開經濟研究》副主編

新背景、新環境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在穩定外需的同時亟待開拓內需；國際經濟治理結構中的多元化趨勢增強，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變革國際經濟秩序

在國內層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并有持續放緩的可能。由于發達國家總體上復蘇乏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波動明顯、大宗商品和國際金融市場潛在風險加大，中國經濟在穩定外需的同時亟待開拓內需以保持穩定增長。但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房地產投資）下滑、制造業萎縮、居民收入趨降、消費疲軟使擴大內需面臨嚴峻的挑戰，中國經濟處在通貨緊縮的邊緣。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府堅持采用新的思路與方法應對經濟的下行壓力：一是保增長與調結構相結合，以去過剩產能化與去杠桿化為工作重心加速產業升級轉型和控制債務與金融風險（尤其是地方公共債務）；二是總量、全面調控與區間、定向與微刺激調控相結合，創新宏觀經濟管理手段與措施，掌握力度與節奏，有的放矢，保證金融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有效支撐；三是從創造政策紅利更多轉向創新制度紅利，通過實施一攬子全面深化改革路線圖放松政府行政管制、降低行業準入門檻、構建各具特色的自貿試驗區等新型區域發展平臺、激發市場主體創新與大眾創業活力。中國還決心通過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區域發展戰略以及構建以高質量貿易投資規則為核心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經濟增長。

在國際層面，隨著新興經濟體力量的崛起壯大，國際經濟治理結構中的多元化與民主化趨勢進一步增強，G20已經替代G7成為全球經濟政策協調的主要機制，金磚五國集團作為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強烈要求變革國際經濟秩序。但是，二戰后所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與現實不符及不公正的制度并未得到根本糾正，這在亞太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作為“亞洲再平衡”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美國試圖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為抓手打造21世紀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黃金規則”，與其和歐盟進行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遙相呼應，主導未來全球的商業規則。與此同時，中國力推以東盟作為“功能性中心”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促進東北亞經貿一體化進程，并在APEC框架內提出建立亞太自貿區（FTAAP）的宏偉構想。多種路徑與方案之間的競合關系反映了大國與集團對亞洲地區的高度重視與爭奪。它既是當今全球商業經濟最繁榮的地區，也是最不穩定和充滿挑戰的地區，特別是近年來，中國與部分周邊國家在領海、島礁、資源開發上摩擦與爭端不斷，關系明顯惡化，亞洲作為一個整體也尚未形成完善的安全體系來緩解這些挑戰所帶來的威脅。

新思維、新戰略

建立亞投行是中國在外交、經濟、金融領域的一次歷史性嘗試。中國希冀通過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相輔相成，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實現與各國的共同發展與繁榮

在新的國內外背景與環境下，中國的經濟外交需要新的理念與戰略適應“新常態”，應對國際格局的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在政策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形成了針對當今世界和中國的新思維與新戰略思考，并為當代國際關系注入了鮮明的中國元素。這主要體現在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思想不斷得到豐富，中國以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為核心，相繼提出了中國夢、正確義利觀、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親誠惠容”周邊外交、全球伙伴關系網絡、亞太夢、亞洲安全觀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大國外交概念與倡議。中國致力于與全球主要國家建立“政治上真誠互信、經貿上合作共贏、人文上互學互鑒、國際事務中密切協作、整體合作和雙邊關系相互促進”的伙伴關系。中國還充分發揮會議外交、主場外交、經貿外交、金融外交、公共外交、二軌外交、人文外交等豐富、靈活和有效的手段主動出擊，營造“強勢外交”，體現了中國在外交事務上日臻成熟與老練。

在中國的外交工作中，周邊外交一直是重點，并通過其輻射影響全球。2013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這是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執政后在外交領域的首次大型會議，可見中國對周邊外交的高度重視。亞投行無疑就是這一經濟外交的產物。在區域層面，它將為中國實施的“一帶一路”計劃中的跨國基礎設施投資融資，為中國在APEC合作中倡導的加強亞太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與互聯互通提供制度保障，為亞信會議、上合組織、中國-東盟“10+1”、亞洲合作對話、亞歐會議、中阿合作論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等多邊合作機制增添實質內容，為實現中國所構想的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亞洲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基礎，從而成為亞洲經濟合作與一體化體系的重要新支柱之一。在國際層面，亞投行將與中國倡導成立的新發展銀行（又稱金磚銀行）、上合組織銀行等多家新型國際金融機構形成互補，從而構成與現行由美歐日主導的世界銀行、IMF、亞洲開發銀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相平行的由新興市場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亞投行將成為中國在世界各地爭取朋友和商業優勢的一個關鍵支柱。

建立亞投行是中國在外交、經濟、金融領域的一次歷史性嘗試，在目前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中國緊緊抓住亞洲諸國發展落后的瓶頸性問題——基礎設施不足且資金匱乏。根據有關國際組織估算，從現在到2020年期間，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7300-10000億美元，而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遠遠不能滿足這個需求。亞投行匯集利用亞洲豐裕的儲蓄資源與域外資金為這些國家提供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受惠國何樂而不為？中國希冀通過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相輔相成，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實現與各國的共同發展與繁榮。此外，中國以往主要是通過雙邊政策性貸款協議在其他國家尋求資源、市場與建立戰略聯盟，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政治不穩定、自然資源價格劇烈波動、商業信用低等原因使中國的金融貸款承受著巨大的風險，近期委內瑞拉、阿根廷、厄瓜多爾、烏克蘭、津巴布韋等國出現的貸款違約事件就是典型例證，因此，中國通過建立亞投行實現更加規范化、透明化與機制化的商業運作能夠有效地分散風險，并提高投資收益。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可以充分展現“軟實力”，通過釋放一種“親誠惠容”的溫和的經濟外交策略去平衡與周邊國家在領土爭端和海洋資源糾紛中體現出的“硬實力”，從而實現既定的“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精神理念。

亞投行的建立既包含上述與時俱進的中國動機，又蘊含著具有當代時空背景的中國特色。首先，亞投行將中國周邊地區與國內區域發展緊密聯系起來。在中國構建全方位對外合作格局中，加快中西部開發、化解區域不平衡、開拓新的經濟增長極。其次，亞投行將為中國產業升級優化、消化產能過剩、資本存量調整創造有利條件。巨額的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將為中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裝備制造、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石化、船舶等企業打開海外市場。中國的貿易結構也隨之將從以消費品出口為主逐步轉向以資本品出口為主。中國政府近日強調在對外貿易與投資合作的基礎上增加國際產能合作是一個新的值得注意的動向。再次，亞投行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平臺載體。亞投行發放貸款可以使用人民幣作為主要貨幣，其他國家可通過亞投行擔保等方式發行人民幣債券，亞投行還可以使中國以多邊金融機構的形式開展人民幣資本輸出和主權財富投資。這將迅速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地位。第四，亞投行的商業行為將與中國一貫堅持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不干預內政方針保持一致，不附帶西方常見的價值標準改造要求，并與意識形態脫鉤。最后，亞投行將有效地將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與其他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規劃有機聯系起來，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網絡。

新問題、新挑戰

亞投行要處理好與現行主流國際金融體系的關系；要協調兼顧成員國之間的利益，保障弱小成員的利益；要保證規范透明的運行與高水平的運營標準；要注重效率和創新，避免官僚主義和腐敗

亞投行的“高開”是個好兆頭，但接下來仍有許多艱辛的挑戰性工作，其命運也依然充滿著不確定因素。中國首次主導性地建立國際金融組織，通過建立與運行亞投行為中國未來在更大范圍與更高層級上引領國際治理改革提供難得的“學習曲線”效應。

亞投行要處理好與現行主流國際金融體系的關系。總的來說，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是當代國際經濟體制的受益者，盡管中國支持對國際經濟秩序與體系進行改革，但也無意推翻或者重新設立一個新的體系。這個觀點由中國的領導人或高官在不同場合直接或間接地表達過。中國一方面積極參與推動世界銀行與IMF的治理結構改革，另一方面構建包括金磚銀行和亞投行在內的新興金融體系，這兩者并不相悖，后者的“邊際擴張”可以對前者形成有益的補充與良性競爭關系。已經有許多人士批評美國不應敵視亞投行，阻撓其盟友加入，或冷眼旁觀。中國也應努力與現有的國際金融組織加強在亞投行的合作，畢竟這些機構掌握著豐富的資金、人才與經驗。

亞投行要制定好明晰、良好和平衡的內部治理結構。亞投行的下一步工作將確定章程、總股本及初始股本繳納額度與時間、董事會席位國、股權與投票權的分配、行長及副行長人選、總部及分支機構的地點、業務范圍、決策程序等具體內容。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在中國的協調下如何兼顧成員國之間的利益。要保障弱小成員的民主訴求與利益。在必要的情況下中國可能還要主動稀釋自己的股份。中國既要展示資金與權力的“硬實力”，更要彰顯在復雜局面下組織、協調、說服、領導的駕馭能力，以及高瞻遠矚、為公利他的道德感召力，這也是中國在亞投行內“軟實力”的體現。

亞投行要保證規范透明的運行與高水平的運營標準。針對美日對亞投行管理機制以及貸款融資的審查基準等缺乏透明性和是否充分考慮投資的環境標準、勞動標準及其他社會責任的質疑，中國在亞投行的制度設計與業務運行中就更應通過高質量的標準、流程與業績給予它們有力的反駁。在這方面，亞投行需要借鑒其他國際金融組織和商業金融機構的成熟與豐富經驗，招納業內國際化精英人士，并注重和善于與工商界、民眾、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有效溝通。

亞投行要注重效率和創新，避免官僚主義和腐敗。亞投行的核心理念將是精干、廉潔、綠色，對腐敗實行零容忍，并致力于促進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亞投行應竭力避免在其他國際機構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充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信、大數據、智能技術等現代手段，通過科技創新、管理創新與組織創新提高決策與運營效率，開展與其他專業機構（如招投標、環評、法律、會計、審計、資產評估等）的服務外包與戰略合作。在融資方式上，亞投行要在傳統的吸納股本和銀團信貸方式的基礎上，擴展國際債券融資，并更有效地吸收主權財富基金和各類民間資本，以及與國別基礎設施類基金（如中國政府設立的“絲路基金”）開展合作。

參考文獻：

①王維嘉：《亞投行面臨的五大挑戰》，《金融時報》中文網，2015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