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洪芹

昨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表示，留守兒童是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群體。據了解，中國約有6000萬留守兒童，其中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就有2400多萬。各地各部門、有關學校及社會有關群體要共同努力，在寄宿制學校安排、心理健康教育、與學校家長溝通方面共同解決好留守兒童問題，為他們織密織牢一張關愛網、保護網。

日前，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強調家庭的監護責任，個別“只生不養”的留守兒童父母可能面臨多種處罰。同時意見還要求確保留守兒童不因貧困失學等。

昨日，“留守兒童”成為兩會熱議話題。多位代表委員表示，關注留守兒童，首先要加強父母等監護人的監管責任，“要全鏈條擔責，從法律上約束‘生而不養，養而不教’的問題”；同時，政府要出配套政策解決務工家庭子女教育問題，“一方面，考慮隨遷子女可以以積分制就讀，另一方面，改進農村教學，往‘小而美’ 方面方向發展，研究解決留守兒童實際需求。”

有父母“生而不養，養而不教”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婦聯主席吳洪芹還有一個身份，是福建省婦兒工委副主任，負責協調婦兒相關工作。

吳洪芹介紹，福建全省有20多萬留守兒童，她曾與福建省相關負責人調研。“去了閩西北的一個縣，那里外出打工的人比較多”，吳洪芹說，這一蹲點就是三個月。調研發現，有個別外出打工父母存在“生而不養、養而不教”的行為，極端個案是，有的家長給當地鄉長、鎮長門口貼個條，“大意是，我走了，娃留下；他出事，你下崗。”

“這就是生而不養，養而不教。”吳洪芹說，這種把教養子女的責任完全推卸給政府和社會的行為，不僅僅是失職，甚至可能催生留守兒童犯罪問題，“因為現在少年兒童出的問題，更多是因為缺少家長陪護。”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書記倪邦文關注到了國務院近日針對留守兒童發布的相關文件。倪邦文表示，今后如果留守兒童出現問題，父母應負首要責任，同時加以各方社會力量輔助。“剛性約束加柔性調解，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如何“剛柔并濟”？吳洪芹說，一是要強化父母的法律觀念，父母在外打工的也要兼顧子女，履行生養教的完全責任鏈條。

如果有不履行的情況，則要依照未成年人保護法及相關文件，要求父母履行監護人的法律責任。

吳洪芹和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俞敏洪都提出，留守兒童問題其實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問題，讓他們掙錢顧家兩不誤。“要通過促進在家門口就業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積分制讓隨遷子女就近上學”

俞敏洪認為，農民工子弟的教育環境值得關注。多數農民工把孩子帶在身邊又缺少上學機會。“就算城市周邊已有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條件也很差，很多學校的窗戶、桌椅殘破。”

他建議，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要建立一個完善的配套機制，保障孩子能和在外務工的父母一起生活。“應在務工父母的工作地，為隨遷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

倪邦文認為，首先家長需要以負責任的態度對待留守兒童；同時，要嚴格執行法規條例，并制定配套措施讓兒童在父母工作地上學。其次，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等需要關心特殊家庭，幫助困難家庭。

隨遷子女教育方面，倪邦文建議，可參照“劃片”入學的方式，讓隨遷子女就近上學；也可以采取“積分制”，務工人員工作達一定年限后，隨遷子女可享受接受教育的機會，在其所在區和街道附近上學。“戶籍方面，目前除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以外，大多數城市都逐漸放開接受具備條件的流動人口落戶，以后隨遷子女接受教育的問題也會逐步好轉。”

辦學“小而美” 老師靈活調配

對于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四中校長劉長銘看法略有不同。他認為，給予留守兒童好的教育，并非一定要讓兒童隨父母在打工地上學，“一方面由于父母經濟條件不一定可以承擔，另一方面城市的教育資源目前也比較緊張。”

“很多留守兒童問題的發生不是由于家庭條件差，而是由于情感缺失、心理失衡等因素。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成長的快樂和受教育的快樂。”

“農村學校不是城市學校的復制，教學模式也不是城市教學的照搬。”劉長銘表示，目前很多鄉村學校的硬件設施已經逐步完善，但仍缺少好的教學模式。

農村辦學如何開展？劉長銘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建議，應根據農村辦學的特殊規律，可以把農村學校辦成“小而美”的學校。根據農村學生的特點，開設特殊教學模式、開發其學習興趣，例如戶外教學等。

對于師資缺口，鐘秉林表示，首先要加大財政投入，同時保障投入的使用效益。“目前有些地區也在嘗試不同措施。”鐘秉林說，例如有些農村學校的教學科目不全，教育主管部門可以組織教師“走校教學”，保證每個學校可以開設全課程，“這些都可以嘗試。”

★案例

“以后有了孩子會帶身邊”

3月7日，婚禮21天之后，廣西馬山縣早婚夫妻張家樂、吳明敏（均為化名）離開了大山里的家，到一百多公里外的賓陽縣黎塘鎮打工。16歲的他們，是工地上最小的建筑工。結婚后，這對小夫妻最大的愿望是攢錢、蓋房。

談起童年，吳明敏感情復雜。“我就像野草一樣在山里長大”。

她出生后，父母便離開家到廣東打工，多年來都是爺爺奶奶帶著她和哥哥、弟弟生活。她與父母的聯系，靠偶爾的電話和銀行卡里定期打進來的生活費維系著。

2015年，她告訴母親自己在談戀愛，母親的第一反應是怕她懷孕，催她結婚。

吳明敏對山外的世界只有模糊的意識，她并未關心過宏觀政策，也不知道“只生不養”、未盡到撫養責任的父母，可能會面臨處罰。

已經成為妻子的她，還會說起成長過程里最大的遺憾——“沒能多見父母幾面，多說點開心的事情給他們聽”。“以后有了孩子，我會帶在身邊，讓他（她）好好上學。”

“孩子被打不敢說，特內疚”

云南省昭通市的蔡先生和妻子十多年前就前往昆明做水果生意，三個孩子均由父母在老家照顧。

蔡先生說，雖然不了解國家剛出臺對留守兒童的相關政策，但他確實擔心孩子由于沒有家長密切陪伴，長大后會和他們產生代溝。

目前，蔡先生大女兒已經上了衛校，二女兒和小兒子剛上小學。

蔡先生說，二女兒在班上成績能排進前十，讓他比較欣慰。“前幾天知道有高年級的男生打了二女兒，她卻一直不敢告訴我。孩子說唯獨自己父母沒辦法接送回家，我心里特別內疚。”

蔡先生說，父母已年過八旬，身體大不如前，他盡量在寒假期間把孩子接到昆明和自己住。

“遭家暴后會施加同學”

福建省福州市一名小學二年級教師羅女士告訴新京報記者，她任教班級不少學生家長都出國務工，全班一共44人，其中只有10個左右父母在孩子身邊。

她介紹，部分留守兒童由于監護人受教育程度較低，孩子除有自閉情況外，平時不愿意搭理老師，“甚至部分孩子在家中遭受了家庭暴力，還把暴力帶到了校園內，施加在同學身上。”

羅女士說，造成留守兒童問題的還包括監護人層面，部分監護人年紀較大，老師與其交流困難，“簽字都不會簽，”安全意識和責任意識較差。

“目前國家相關政策出臺約束是好的，但如何進一步落地還需要由政府層面牽頭探討。”羅女士說。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婷婷黃穎 林斐然 羅婷 實習生 郭錳 王春曉 朱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