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國家智庫總編、上海大學智庫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于今

【兩會訪談】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其話題更多地是涉及到諸如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金融等經濟領域的問題，然而世界經濟重心向亞洲轉移的過程帶來的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它還會涉及到一系列其他問題。

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國家智庫總編、上海大學智庫產業研究中心主任于今對記者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在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上的積極探索。“一帶一路”是一個以“互聯互通”一為主旨，以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生態等全方面參與融合為內容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智庫及智庫產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種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智庫要為捍衛國家利益做出貢獻，二是智庫產業要走出去。

智庫要為捍衛國家利益作出貢獻

“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得到60多個國家和眾多國際組織的支持，在雙邊、多邊和地區層面上，各國正在積極探討如何通過具體項目加以推進。目前，這些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這得益于政府、高校和社會智庫的共同努力。但是，相對于“一帶一路”整體建設來看這些成效是微不足道的。智庫對沿線國家的研究非常薄弱，有些智庫在不知道所研究國家的國情，不懂這些國家的語言的情況下就對其進行研究，這就會導致聾子與啞巴對話現象的出現。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增長了14.1％，達到1029億美元；直接投資存量超過6600億美元，居世界第11位；中資企業近2.5萬家、出國旅行人數近1億人次、海外大項目600個、海外員工200萬人。然而，中國的海外投資頻繁遭受重大損失。2013年，中國的海外領事案件多達4萬起，而其中重大案件就有120起。這些案件的問題在于，除了政府接手的案子外，其他問題基本都是靠自己的路子，結果多不樂觀。

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國內智庫對這些事件的歷史、原因、現狀以及前景均缺乏深度分析。

這一點在與美國的對比中體現的更加明顯。美國有6600萬公民在海外生活，每年死亡人數有6000人，約為萬分之一的死亡率，而在這6000人中非正常死亡的只有不到600人，約為十萬分之一的非正常死亡率。這組數字背后能夠說明的是，美國現行海外安全管理體制是切實有效的。美國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美國政府通過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高度融合，形成了一套十分強大、有效、專業的海外安全管理系統（OSAC）。美國政府執行外交政策時多是通過市場，外包給智庫、大學、基金會、非政府機構等。政府部門主要進行質量監督，專做裁判，不做運動員，政府與智庫職責分明。

中國企業、機構等走出去，龐大的商品、資本輸出到國外，需要國家提供全方面的保護。這種保護一種是 “硬保護”，也就是軍事保護。還有一種是“軟保護”。“硬保護”體現國家軍事實力的強制性，它是維護國家安全最終和最硬的手段，中國需要大力發展軍事力量為我國利益保駕護航。“硬保護”的優點顯而易見，缺點也很明顯，它具有侵略性，因此還需要“軟保護”，而“軟保護”就需要智庫發揮作用。于今表示，當前中國智庫在捍衛國家利益方面是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很大提升空間，另一方面則嚴重失職。

“兩辦文件”出臺前后，各級智庫都做了很多有益工作，但是還存在很多問題。例如，流于形式、好大喜功，由于缺乏一手資料和相關事實或對事實視而不見，導致一些重大問題長期積壓。再例如，對于一些突發事件的研判如管中窺豹、盲人摸象，結果決策時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想發出聲音，卻沒有能力發出聲音，這些都是智庫嚴重失職的主因。

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這樣的矛盾沖突事件只會增多不會減少，在維護國家利益過程中，智庫等研究機構加強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研究已經到了勢在必行的關頭。中國智庫需要從以下方面加強：首先，智庫要苦練內功，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領域、每一個具體問題進行“定點式”深入長線研究，這樣才能履行維護國家利益的職能。智庫可以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宗教、軍事等多方面的綜合系統性研究，研判評估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能遭遇的各方面的風險，為我國政府提供決策咨詢，維護海外利益。

其次，要加強我國智庫和沿線國家智庫、議會、政黨的交往，拓展和鞏固政治基礎。中國改革開放最早是從接觸歐美智庫開始的，美國外交協會在中美建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高端智庫”，這就要求智庫能具備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的能力。我國與世界各國各領域的交往中，黨派交往是基礎。黨際關系鞏固了，不論哪個黨派上臺，國家關系都會持續下去，否則就會有波折。試想，一個對中國有偏見的政黨上臺，對雙邊合作肯定要產生負面影響。目前，中國共產黨和一帶一路一些沿線國家的黨際交往仍面臨新的課題，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部分政黨，出于意識形態的考量，仍對同中國共產黨發展關系、開展合作有顧慮。這就需要智庫發揮獨特作用，積極開展雙軌外交，讓國外政黨和政要更多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在想什么、做什么，進一步拓展和鞏固國家關系的政治基礎。智庫可以通過雙軌外交，推進雙邊和多邊政策溝通、從而促進政治互信與合作。于今表示，智庫可通過與國外智庫共同舉辦國際性、區域性政策研討會，設立研究課題，強化兩國智庫的定期互訪和互派機制等方式，影響所在國的公共政策、公眾輿論、政黨精英、利益集團，減少誤解，為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營造良好的政策和社會環境，從側面保護國家利益。

再次，要避免官本位、文人相輕現象以及反智主義、山頭主義、精致的極端利己主義傾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前蘇聯智庫機構不斷壯大，結構復雜，專業分類精細，與美國智庫平分全球。前蘇共中央領導層對這些智庫研究成果的關注度就是衡量各研究所業績的主要標準。然而，這些智庫機構之間為贏得對蘇共最高領導層的影響力而相互競爭，相互排擠，甚至形成派別，拉幫結伙，亂扣帽子，搞“山頭主義”。于今表示，中國智庫發展不但要借鑒歐美智庫的經驗，更要吸取前蘇聯智庫的教訓，防止官本位、文人相輕現象以及反智主義、山頭主義、精致的極端利己主義傾向，避免重蹈覆轍。所以，為確保智庫盡職盡責，要盡快在“一帶一路”規劃的基礎上，出臺一整套嚴格的智庫評估、監控、防御機制，尤其對高端智庫產品要進行評估，減少誤判，對失職、瀆職的智庫要問責。

智庫產業要走出去

推進和實現“一帶一路”合作，智庫的角色不可或缺。于今表示，智庫產業新體系的基礎就在于要建立起不同主體創新環境的配適，使得戰略更為明晰、決策更為明智、執行更有效率。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依靠原有的科技體制改革的思維和路徑遠遠不夠。這是因為單純的科技體制改革主要是著眼于微觀單元的科技機構改革，科技體制如何改革，思路并不清晰。智庫產業體系就是在扮演這樣的角色，讓頂層設計、創新人才、技術研發、高端產業和市場資本都聚集在同一個平臺中，并發揮協同作用。

智庫產業也可以理解為“智庫+” ，于今表示，即智庫+政府決策、+高端人才、+高端產業、+金融市場、+科研咨詢，由此形成以政府政策開放帶動、參政議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動、高端產業集聚拉動、金融市場融合互動、科研創新驅動為核心產生的全智能產業鏈條。

在推進“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中，智庫產業應有一席之地，它可以提供智力支持與合作平臺，發揮“芯片”的作用。于今表示，其作用可以體現在如下三點：

一是智庫產業要以合作先行，將國內領先智庫機構與“一帶一路“國家智庫進行對接，建立我國智庫主導的多國國際合作對話溝通機制平臺，深入分析一帶一路所在國的產業政策、經濟結構、技術能力、資源稟賦，從而合理規劃產業合作方式，提升產能合作效率，加快產業的區域轉移和合作。

二是智庫要參與產能轉移過程，優化產能合作與分工協同。通過構建“一帶一路”跨國家跨區域多節點智庫產業集聚園區，促進合作產能的落地建設和發展，可以加速區域間協同分工的產生，促成區域一體化的形成。比如，構建京津冀智庫產業園區、長三角智庫產業園區、中國波蘭智庫產業園區。

三是以智庫產業合作為樞紐，將各國研究機構融合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為經濟合作提供軟支撐，使得智庫成為我國與沿線國政策協調、人員流動、信息溝通和社會文化交流的“智能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