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成年人陋習需要循序漸進，而對于青少年，父母的身體力行無疑是一劑良藥。

有國內的朋友帶著孩子到美國出差，小孩聰明可愛，開學就要上北京重點小學了。我很喜歡小孩，可是，這次卻不得不皺起眉頭：六七歲應該懂事了，可是大家吃飯的時候她繞著桌子跑來跑去，就是坐不住；全家出去觀光，父母一切聽她指揮，只去她有興趣的地方；她知道接待他們的司機在工作級別上比她的父母低，就對司機直呼其名，還不客氣地讓司機為她做這做那……

從優越感派生出對他人的不尊重，從嬌慣導致對自己的行為后果沒有責任感。不知道這個孩子的表現是否是她生活環境的寫照？由此我聯想到有關國人出國旅游形象差，或是中國最近“告別陋習”的討論。

國內從幼兒園開始，就不乏道德和優秀品格的教育。但是，許多道德問題說起來很概念化，這種學校的教育方法固然必要，但卻遠不及父母用生活中的小事教育孩子那樣有效。

比如我的父母和姥姥去年到一個美國家庭做客時，姥姥和媽媽都非常喜歡那家金發碧眼的小男孩。因為是陌生人，而且語言不通，小孩看到這么多中國人盯著他看，很不舒服。他媽媽于是告訴他，客人是從很遠的東方來，你是家里的“男主人”，應該代表美國小朋友招待來自東方的客人。小孩于是咬著牙返回客廳，坐在沙發上開始努力和客人通過我的翻譯聊天。在“大人”說話的時候，他雖然聽不太明白，但也耐心地坐著，眼睛認真地看著說話的人。“會談”結束后，他還在媽媽的鼓勵下，大方地和客人們合影，給每個人留下開心的回憶。

父母懂得尊重他人，身體力行，自己的小孩也會注意到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周邊的人，因此，會在公共場合遵守規則，尊重別人的權利，而不是我行我素。在美國的公共場所，特別是室內，比如餐廳和商場，常常可以看到父母對小孩做出不要大聲喧嘩的手勢。但是，每次坐飛機往來于中美兩國時，遇到中國小孩在狹窄的機艙里叫喊、甚至奔跑時，不少父母不但不管，就是航班服務人員提出要求，父母也不會道歉，反而以“孩子小”為由，為自己的孩子辯護。

又比如培養責任感和團隊精神。初到美國的中國父母，總是覺得美國學校太過重視體育，而不夠重視文化課，但是小孩子正是在球隊或是學校的各種代表隊中，學會按時參加訓練和團結合作，學會對自己的學校和隊友的忠誠，知道了各種游戲規則，經歷了獎懲分明的場面，特別是培養對團隊負責，為集體贏得榮譽的成就感。這樣的合作品質在他們長大之后會變成對同事的支持，對集體的忠誠不貳，對國家榮譽的維護。

相比之下，不少中國孩子出去和伙伴玩，參加學校體育活動，就常常會被“做功課去”、“不準那么頑皮”之類的話呵斥。中國留學生到了美國，更多的是自己閉門讀書，只要自己成績好，不必關心集體發展。這樣的孩子可能個人成績很好，卻不容易在集體中和別人合作，而且一旦遇到更好的機會馬上跳槽，性格中缺失忠誠可靠的品質，更多是功利色彩，對國家和社會也會缺少忠誠。

近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富人。這些富人的出身各有差異，致富經歷也各有不同，但很多富人對自己后代的安排卻非常相似，為其買房買車找好工作，總之，讓孩子衣食無憂，父母才安心。

美國人贊賞奮斗精神，教育孩子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想要的東西，即使家庭條件優越也不能一味依賴別人。現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弗雷斯特的妻子在10月出版的新書《愛你，爸爸》中，邀請很多成功的美國女性講述父親教育她們的經歷。其中約翰遜總統的女兒寫道，在約翰遜當參議員時，作為女童子軍一員，她必須像其他小朋友一樣，賣掉一定數額的餅干為童子軍集資。沒有父親的特殊照顧，她只好自己拿著餅干，挨家挨戶推銷。

在同一本書中，美國現任總統布什的母親芭芭拉說，她的父親告訴她，做父母的只能送給孩子三件最有價值的東西：一是最好的教育；二是樹立一個好榜樣；三是所有的愛。波士頓大學教育學院在給年輕父母的建議中，也強調了榜樣的作用。其中的一條建議說，如果想要培養孩子具有優良品格，父母本身應通過自律，良好的工作習慣，對他人的善意和關切及社區志愿服務等行動，提倡“道德行為”。父母需要為孩子建立和維護一種環境，來培養他們誠實、慷慨的品質和正義感。

有一次，我乘飛機巧遇美國參議院資深議員麥凱恩。這位70歲的參議員沒帶助手，一個人拿個小公文包，和每個乘客一樣排隊、過安檢、脫鞋接受機場保安的檢查。他除了和一些認出他的人打招呼外，和其他乘客沒有什么不同。令人難以相信，他是連美國總統都心存幾分敬意的政界前輩啊。麥凱恩在越戰中成為越南戰俘的故事，在美國家喻戶曉。當時，他的父親是指揮越戰的美軍太平洋戰區司令，越南政府同意破例釋放麥凱恩，但是，他拒絕。于是，他在河內監獄關押了六年。今年，麥凱恩最小的兒子吉米年滿18歲，自愿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他有可能在明年被派到伊拉克。《時代》周刊在7月的一篇報道中說，麥凱恩自身的經歷對他兒子的影響力，要大于來自這個著名家庭所帶來的各種特權的影響。毫無疑問，麥凱恩所起到的榜樣作用將使他的孩子終生受益。

在北美地區，“性格教育”和培養“社會責任感”一直都受到很大的重視。美國青少年“德育”教育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科恩在今年夏季刊的《哈佛教育評論》上撰文說，據蓋洛普公司和某學生組織所做的聯合調查，自1968年到2000年，美國父母一直都認為，公共教育需要達到的最重要目的是培養負責任的公民，這不僅需要教授傳統的價值觀，比如誠實、尊敬他人、做“好事”，還要包括關愛他人、參與社會及協助、建立有道德的團體或社區等因素。而這些教育首先都從家庭開始的。

這些年，關于中國人陋習的報道越來越多，一方面反映了在國際對比中，中國人積極的反思意識，但另一方面卻也說明了在近30年市場經濟發展下一批人道德的消極變化，以及某些不良行為習慣未能隨經濟發展而發展的滯后現象。從個人層面看，當前很多中國人陋習存在，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市場環境下的許多先行者(通常當時已經為人父母了)在文明層次上未能適應中國社會的快速變化。這樣，前一代怎么做，后一代自然如法炮制、緊隨其后。久而久之，中國的改革開放整整過了一代人的時間，陋習也延續了一代人。幸運的是，當前的中國社會已進入了新一輪的道德反思。“告別陋習，崇尚文明”應是這一次道德反思的重要內容。根除成年人的陋習需要循序漸進，而對于青少年，父母的身體力行無疑是一劑良藥。